解决流动儿童教育是双重需要

　　目前义务教育学龄流动儿童的数量在1200万以上。也就是说，现在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而像上海这样的务工农民聚集的大城市，每3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对于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目前采取的是“两个为主”的方针，也就是“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但是流入地政府因此面临极大的财政压力，导致“两个为主”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颇多阻力。(12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个问题，东南沿海城市尤为突出。比如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户籍人口只有约3.5万，购房人口6.5万，而外来人口高达12万。也就是说购房人口加上户籍人口都远远低于外来人口数字。再比如广东东莞，外来农民工子女占到了适龄儿童总数的46.8%，当地政府要全部解决这部分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一年要投入大约80个亿。当地2008年全市的财政收入仅200个亿，要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就需要拿出大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更何况在公办学校不足的情况下，再加上建校费用，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目前对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形成了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上海模式”，一种是“广东模式”。上海模式就是比较好地贯彻了“两个为主”的方针――公办学校尽力接纳农民工子女，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同时还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民办学校免费招收农民工子女，政府给予持续的成本补偿。但是流入地政府想真正将流动儿童的入学完全包下来，需要强大的财政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上海模式没有几家有能力效仿。更多的是广东模式，也就是财政投入非常有限，公办学校接收流动儿童比例很低，大部分需要就读民办学校，或者专门的打工子弟学校。比如广州，2008年有流动儿童近47万人，其中19万人在公办学校就读，29万人在民办学校。东莞在民办中小学就读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全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学生总数的72%，剩下的28%虽然在公办学校就读，但真正能完全享受免费教育的，不过1500名。杯水车薪。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第一，要保证所有适龄流动儿童都能在流入地上学;第二，要尽力保证尽可能多的流动儿童能够和当地适龄儿童享受一样的教育，也就是尽力做到在公办学校上学，而不是师资差距明显的打工子弟学校;第三，要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流动儿童都能够享受到免费教育。

　　要做到这三点，首先就要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其实，作为适龄儿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国家是有投入的，但这笔钱在哪里呢?户籍所在地。所以首先就要打破户籍限制，把义务教育经费变为“钱随人走”，人流动到哪儿，经费跟到哪儿，减轻流入地政府的教育财政负担;同时，不同地区教育成本有差别，农民工流入地的教育成本一般都高于家乡的教育成本，这部分差额需要财政补足。其实，外来人口工作在流入地，为流入地经济发展做贡献，是流入地的纳税人，其子女就应该享受到当地提供的教育。在这方面，上海模式就可资借鉴了――只要能提供在当地的就业证明，子女就可以享受当地的义务教育。另外，根据常规的流动适龄儿童规模，确定公办学校建设规模――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人口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也是城市化最终得以完成的标志。所以不论从原因还是结果看，这一点早晚都要做，都要做到。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所以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教育经费分担制度，改变教育投入的格局和方式，不仅是让教育格局适应目前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格局，本身也是保证城市化成果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