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玩具与土玩具 你给孩子选哪种？

 

　　最火最新的动漫片的主角喜洋洋玩具与今天的孩子们一同成长

 

　　儿童玩具枪不再沉重地承载成人对战争的恐惧

 

　　德国幼儿教育家福禄贝尔(1782-1825)创办了幼儿园及幼教玩具

　　旧时街景

　　洋玩具搅沸司门口“灯市”

　　上世纪20年代春节，长沙最摩登、最热闹之处，就在今天的司门口。

　　每年春节，司门口都会华灯齐放，人潮汹涌。

　　当年，长沙城利用司门口警察厅前坪(即今天黄兴路步行街沃尔玛前坪)，举办春节“灯市”。

　　1925年1月31日(阴历正月初八)长沙《大公报》中《昨日司门口灯市》说：“新正(正月初一)以来，昨日天始放晴，道路亦干。于是红男绿女，游视司门口灯市者，络绎不绝。警厅坪内之耍货摊、花灯摊、西洋镜、留声机、熟食摊满布其中。鼓锣喧天，欢声震耳。购物与游看之人，往来杂遝，拥挤不通，亦长沙之小厂甸云。”

　　不过，长沙司门口的这处“小厂甸”，最受人们欢迎的却是洋玩具，尤其是日本玩具。

　　当年报纸毫不客气地在标题上称：“司门口变成劣货大销场，日商那得常常过年”，该报道说：“司门口之灯市，异常热闹，每日自朝至夕，游人拥挤，市货畅销。奇货中之名目繁多，而最能使妇孺乐购者，莫如玩具。故所列摊上，劣货横陈，争相购买。闻在湘贩买此种货物者(注：指洋玩具)，只有日商小岭洋行及广货堂两家。连日以来，该系店铺货多告缺，所获甚丰云。”

　　日本玩具在当年到底赚了多少钱呢?1925年2月9日报载，未到正月初十，“小岭洋行一家即销货二万余元”，“湘境内之劣制玩具多项，概由小西门外日商小岭洋行独家经售，所有货物在初十以前，即已销尽，毫未受雨雪影响。计长沙一隅，销八千余圆，湘潭一埠批销四千余元，宝庆、衡州二埠各一千余元。岳阳、湘阴、宁乡、浏阳等处各批销一千余元，共计销货二万余元”，“所销玩具，以手枪、电火、气球为最多。”

　　然而，上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一直伺机想要侵略甚至侵吞中国，从1919年“五四运动”中越发觉醒的“东方之龙”则开始更自觉地“努力于民族国家的创建”。洋货倾销带来的商品危机，使我国更加致力于国货运动，以及对仇货采取抵抗性消费。

　　1923年春节，为抵制洋玩具，司门口灯市在开办之前，即宣布“非卖灯之商不得擅行进入”，然而，报纸却揭露“警厅昨日已实行开放前坪，作为灯市，其形式仿佛劝工场，秩序较前颇好，惟场内卖灯者少，所谓西洋镜及种种舶来品玩具，反充斥其中，未免与该厅前日布告‘非卖灯之商不得擅行进入’者，大相刺谬。游人之买灯者殆不及买玩具者之一二，区区灯市，亦为排泄外货之尾闾，良可叹也”。

　　到1926年，长沙城当局着实认真了一回，司门口“灯市”为保护国货，禁止洋玩具进入。

　　那一年，洋玩具确实没有进入灯市。

　　1926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初七)长沙《大公报》说：“司门口之花灯，初一即行开市，俱属旧式之狮子、灯笼、罗汉、竹马、走马灯、亮壳子等，并无新奇改良之物，加以连日天雨，生意不佳。”

　　中国花灯在灯市中生意不佳，这一次“洋玩具”没能进入灯市，它们的销售是以下情形：

　　“至于日本玩具摊，由八角亭，直至南门，遍地皆是，如手枪、气球、电影、电花，以及其他种种玩物，无不精巧美观，大受儿童等欢迎，销路甚畅。由此以视土产之木刀木枪、洋铁号、地雷公等物，实有天壤之别，利权外溢，当亦不少。”

　　1926年，在长沙春节市场中，货物，实即玩具，最畅销者，“为日本之电火与新出六子连手枪及德国之小活动电影戏，至本地花灯，俱系旧式，无甚可观，销场亦滞云。”

　　从鸦片战争落后挨打，到民国建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世纪20年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正日益成长，然而，在物质制造上，就春节玩物玩具而言，洋玩具明显比土玩具更让妇孺喜爱。长沙人该怎么办?

　　当时的知识人群是不是一味责怪长沙的儿童们不该玩洋玩具，而一定要玩土玩具?

　　比如，就气球而论，长沙土玩具中的气球是，“用猪腰包鼓气成为圆球，染以红绿色，以绳扎其一端，手握其绳，则该球荡漾空中，随风飘摇，不会坠落。各小儿购得此物后，即持之以玩于街市”。(见1919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七长沙《大公报》)，而来自日本的洋玩具中的气球，则是时尚摩登的氢气球，面对这种选择，您为您的儿子选择玩具将会选择哪一种?

　　旧时观点

　　首要在于批判

　　我们玩具中充斥的坏思想

　　春节，长沙最畅销的商品是玩具，土玩具在洋玩具面前不堪一击，让长沙的知识分子无比心痛。无比心痛中，长沙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态度，首先是自责，是严于律己，批判我们的儿童玩具中暴露出的不良的思想。

　　革命家谢觉哉在1921年春节也曾逛过司门口“灯市”。谢老在2月17日日记中记录说：“午后，至司门口，看灯市。见所售物多枪刀洋炮，写大总统、省长、总司令的灯笼、龙猴之类。此外则有东洋制之轻(氢)气球、火车、手枪等物。小儿玩具须含有教育意味，以小儿好动，善模仿，(土玩具)以如此官僚性质、杀伐性质、迷信性质之物与之，几何不与之化耶?”

　　1921年2月16日(正月初九)，长沙《大公报》更刊出湘老的一篇《儿童过年的玩具与教育》一文，更详述了一个长沙人对于土玩具的态度。湘老说：

　　我昨天由司门口经过，一些买(春节)玩具的摆在两边，端的红红绿绿，看个眼花!我也想买几件送给我朋友的小孩子，过细一看，却又没有下手的处所!何以呢?因为虽有这么多的玩具，而能合我的意思的觉得很少，我权且把他分作两起来说：

　　甲、外国的： 外国做来的儿童玩具，半是合于物理生物两方面的，就有所谓火车、飞艇、氢气球、蜻蜓、甲虫……等类的京画，觉得有些很奇巧而美观的，可以买来把小孩子玩玩，但我的脑筋中间，还留有“仇货”两个字，所以我不忍把这几个铜元送给他;

　　乙、本国的：所谓国货的玩具很多，除了几种纸扎的花灯而外——也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比较上不什么太坏——归纳起来，就可分他做四类说：(一)官僚思想。这类的东西，就是各样的金瓜式和四方式的龙灯为最多，上面画着什么大总统、省长、海陆军上将啦……都是教小孩子要做这等官的意思。(二)武人思想。这类的东西，除上面所列陆海军上将衔的灯笼外，有所谓新式快枪、指挥刀、马刀……好教儿童招兵买马，做个惨杀人类的叛徒。(三)复古思想。这类的东西，有所谓古式的戈、矛……教儿童留着旧剧台上的“武把”来乱打。(四)虚伪思想。这类的东西，除有一种龙灯外——我在博物学上找不出什么人在那里，所以我把他归在这一类——又有一种什么罗汉，好像俗话所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真是教小孩子戴着假面具啦!

　　上列各类国货的儿童玩具，简直没有合于现代思潮的，仅仅看见两张扛货的人力车在里面，觉含有现代劳动界的思想，你看是稀奇得很吗?待我向前去问问价钱，恰好那人先我买去了。

　　因此我看了这些东西都不惬意，也就想到教育上去了，我想这个阴历年节，家家户户的小孩子，都是要买些玩具的，而这个玩具，确实对于儿童的教育上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儿童最富于学习和模仿的特性，他拿了什么东西，也就要来学做什么游戏的，例如上面所说的车子，假若一个小孩子拿了，他一定会要学劳动的样子，把些零星物件放在车子上推一推呢!又如上面举的武器，他一定要集合些小孩子来做一队，操点兵式体操或列阵打仗咧!所以孟母择邻，也就是看到孟子的学习不好，有关于教育的前途。现在俄罗斯的儿童公育，所设种种的玩具，关系儿童教育不小!

　　现在儿童的玩具，教育界尚对于他没有何等的设施，我以为学生的手工，就可以专门做种种的玩具，以开放现今教育思潮，假若每个学校集了一年的手工成绩，那就有很多的东西，拿出来驱逐这些恶劣的玩具，我想裨益社会实在不浅了，我不是一个学教育的，对于儿童的玩具没有如何的研究，虽拉拉杂杂说了一些，还请读者和大教育家指教!

　　我们不惜篇幅，录下湘老的说法。让人沉重的是，玩具本是儿童的恩物，然而却有了不能承载之重。

　　洋玩具虽好，却使利权外溢，当年确实有帝国主义列强，赚中国人的钱，还要侵略中国，另一方面，即使土玩具，本来就是让小孩玩一玩，却让人不由自主想起当时我们国家贫弱的根源，就是没有从娃娃抓起，没有从玩具抓起。比如武器类的玩具，湘老认为这里充斥着杀戮的武人思想，但是再过十余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此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都有抗战守土之责，而儿童歌曲中也不得不让中国儿童悲怆地唱起“吹起小喇叭，哒嘀哒嘀哒，打起小铜鼓，得隆得隆咚，手拿小刀枪，冲锋上战场……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我相信这时候对于儿童玩具，会有另外的解读。

　　曾国藩孙子最早玩洋玩具

　　一张废弃的烟盒纸可折成油板，几块烂砖头可立成投掷的跪碑，一点碎布一块铜板便可飞舞脚上成为毽子。

　　全世界所有孩子，都在玩具中快乐长大，即使物质匮乏。

　　然而，中国现代意义的幼儿教育却从西方舶来。

　　近代教育史上，西方曾发生过一次“童年革命”。这场革命“摧毁了成人优越论,把早期教育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化为‘以孩子为中心’”，落实到玩具上，“将玩看作一种教育，把知识融化在娱乐当中，这是中国教育过去所缺乏的东西”。当晚清，洋玩具进入中国内陆腹地的长沙，长沙的日常生活也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转型。

　　据现有资料记载，湖南人中最早玩洋玩具的，可能是曾国藩的后人。《曾纪芬自订年谱》提到，光绪十三年(1887)曾国藩8岁的孙子曾广锡已拥有一辆儿童三轮脚踏车。曾广锡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之子。

　　据刘善龄《西洋风》一书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定《蒙养院章程》，我国正式有了幼稚园教育。最初幼稚园办学方法皆从日本照搬而来，幼稚园的玩具，也译作“恩物”。

　　随后，长沙城坡子街火宫殿南面的粮道街兴办湖南的第一家幼稚园，即湖南蒙养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称：“幼稚园恩物之类，为德人苦汝皮氏(今译作福禄贝尔，为德著名幼儿教育家)所造”，“日本用恩物仿自泰西(即欧美诸国)，初止10余种，更变化为20种，不能尽教，择其最开发心思者11种教之。”

　　湖南蒙养院所选择的11种恩物(即洋玩具)中有积木，当年称为“按图堆积各种屋宇、坊表、舟车、桥梁之形”之“木积”;还有用木板排配各种器物的“板排”、用竹签排出字形的“箸排”，以及各种纸工游戏。

　　中国最早最全面记录西洋玩具的是张德彝。张德彝于同治七年(1868)写有《欧美玩游记》。该书记录了欧洲的儿童玩具自行车，伦敦出售的玩具火车，巴黎游乐场中的旋转木马、荡船，美国小孩玩的玻璃弹珠，后来玻璃弹珠广泛流行于中国。张还写到氢气球：“有售红皮球者，大者如瓜，小者如桃，下系长线，自行上升，有时风吹线断，则飘宕入云，不知所之矣。”至上世纪20年代，以上西洋玩具均已在中国腹地长沙出现。